1859年，袁世凯在河南项城农村的一个官宦家庭，此时正值太平天国运动、捻军作乱、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俄《瑷晖条约》签订之时，清政府饱受内忧外患，朝局动荡之际。袁的祖辈们都受过传统的正规教育，热衷科举，志在做官，尤其是袁世凯的叔祖父袁甲三和他的几个儿子皆为进士、举人，在剿灭捻军中立有大功，深受朝庭恩宠，袁家上下亦对袁世凯将来承继家业，光宗耀祖寄予厚望，所以，这样的环境造就了袁世凯自小想立功报国，报效朝廷的价值观念。

袁世凯儿童时性格刚毅，骄矜无比，胆大妄为，从小已显露领袖风范，在父辈们的严格管教下，不仅熟读四书五经，还能写出不少显露其心志的诗句。但袁的志趣并不在读书谋取功名，而是想通过军功实现人生的最大目标：以武力保家卫国，建功立业！自小受祖辈们耳濡目染关于太平军、捻军杀人放火、刀光剑影的战争场面，对于袁世凯影响甚深，对于怎样将兵和笼络人才他有独到的见解，虽然他亦曾经两次踌躇满志走过科举之路，最终名落孙山，但他很快就调整了心态，决意投笔从戎，而在当时，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一大批军功入仕者的榜样看，袁认为，以武入仕比科举晋升无疑更为容易，我们可以从他一段话说明其少年的豪气干云＂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乌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耶！＂大有汉代班超投笔从戎，伏波将军马革裹尸还的英雄气概，少年的袁世凯表现出超凡的远大志向、豪侠仗义、办事组织能力出众、胸怀宽广、爱才如命、乐善好施等的一系列政治潜质。

人走向社会，要取得成功，关键在于：跟对人、办对事、说对话！袁的叔祖辈给他留下的政治遗产对他帮助很大，袁的嗣父袁保庆与淮军名将吴长庆是生死之交，而吴是李鸿章的嫡糸，极受信任。袁出道，有两个选择，究竟是通过关系疏通直接投到李鸿章门下还是去吴长庆的军队，袁考虑再三：李鸿章虽为第一封疆大吏，权势如日中天，但手底下实在是能人太多，何时到你发挥；李的帮手和幕僚大多为儒生文人，多为混饭吃之虚士，象自己这种注重事功，长期做实际工作的人无法施展；自己并非安徽人，非李嫡系，就算获得重用，仍受排挤和倾轧。而吴长庆当时驻军山东海防，也是官居一品，握有相当的杀伐陟黜大权，加上父辈这种特殊情谊，如果投奔他，定然获得格外照应，进而一展抱负。综合诸方面因素，袁断然抛弃了投奔李鸿章的机会，弃文从武，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果然，袁的英明决断很快就获得了暂露头角，一展身手的机会。

中国作为朝鲜的宗主国，一直承担着朝鲜防务和稳定政局的重任，晚清时期，日本随着明治维新改革后迅速崛起，除虎视眈眈朝鲜，更觊觎中国这条病入膏肓的东方巨龙，日本一直想插足朝鲜政坛，通过对朝鲜的操控，而建立通向中国的桥头堡，乘着当时朝鲜政局的各方力量矛盾激化，日本发动了1882年的＂壬午兵变＂和1884年的＂甲申兵变＂，企图劫持朝鲜皇室，杀害亲中大臣迫逼当局倒向有利于日方。在两次兵变中，袁指挥的军队纪律严明、行动迅速、调度有方、作战勇敢，冒着枪林弹雨一举歼灭日军，获得大胜，此时袁刚26岁，热血青年，忠勇保国，锋芒毕露，其手断老辣、果断干练、雄才伟略非一般人所及。平定叛乱的消息传来，就像给暮气深重清廷注入了新鲜血液，各方均赞誉有嘉，吴长庆欣慰，李鸿章重用。袁世凯两次戡乱所表现出的冷静和处事能力，以及后来李鸿章的力荐，为他日后的迅速擢升奠定了基础，尽管后来李鸿章由于＂甲午战争＂战争的失败后淮军丧失殆尽，而袁世凯对李落井下石，让李鸿章甚为恼怒，大骂袁忘恩负义，但李鸿章临死前仍保举袁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一职，因为没人能保全淮系集团及李氏政治遗产，谓＂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可见当初袁世凯获得李鸿章提携时李对他是何等赏识！而袁世凯在两次兵变中挫败日本人阴谋控制朝鲜政局所表现出来的胆色和才华，深为日本朝野忌恨，伊藤博文甚至挑唆李鸿章杀掉袁世凯这个日本未来潜在的政治对手，伊藤博文认为＂四亿中国人无出袁世凯右者＂！

＂甲午战争＂的失利，北洋海军和湘淮军一败涂地，让清廷上下遭受当头棒喝，整军经武是头等大事，怎样快速建设一支现代化军队，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能人站出来，按照西方的练兵法创建新军。此时，已经在朝鲜前线连续摸爬滚打12年的袁世凯，凭借他在一线拼打的经验和阅历，加上年富力强，上进心不止，更兼对练兵核心思想的高瞻远瞩和充分准备，深得翁同龢、李鸿藻、荣禄等内阁重臣的赞赏，均认为，此重任非袁公莫属，就这样袁利用此机会，联合自己能人好友徐世昌、唐绍仪、阮忠枢等，更兼国外军教官，在小站搭建最初的架构，而冯国璋、段其瑞、王士珍、姜桂题等一大批将官的出现，使得袁身边聚拢了大批优秀人才，可以说，表世凯以小站练兵为纽带，利用朝廷赋予的特权，恩威并施，悄悄地壮大北洋集团的实力，他们以袁世凯为核心互为依靠、情谊弥深、共同进退，这批朝气蓬勃的文臣武将，就是袁迈向权力高峰的有力保障！可以说，中国最早的现代化军队应该是出自袁世凯之手！袁世凯的治军，纪律严明、赏罚有度、注重忠孝等，强调＂治军之道，首重训兵，其次练兵＂。数年后，一支军容严整、战斗素质一流、装备优良的精锐之师踌成，袁在获得满堂喝彩的同时，也为自己练出了赖以成就事业的武力支柱，此时的袁世凯才39岁，但其＂以儒生为名将，多学多能，亦廉亦勤，聪明胆色，兼而有之＂（英国海军司令到小站参观袁世凯新建陆军后评价）。以小站练兵为起点，他的事业正一步步走向辉煌！

袁世凯小站练兵的同时，一群急于出人头地的书生也在上窜下跳、不甘寂寞，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人士在1898年联名上演了一幕＂公车上书＂，其核心要义是：要求清政府仿效俄国彼德变政和日本明治维新变政，改弦更张，参用西法，弃其旧制，急起直追，以达国家富强！虽然变法最初也获得了慈禧太后和一帮重臣的支持，但康梁的主张显然过于激进和缺乏周密的考虑，其为推行变法瞒着光绪不惜杀害重臣和推翻慈禧太后的做法，无疑于把年轻的光绪绑上发飚的马车，直至跌落悬崖粉身碎骨！等到慈禧太后和一帮重臣发现皇帝被利用导致局势失控及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时，老谋深算的女政治家出手了。一帮书生，用法家思想家韩非在《韩非子．五蠹》中的话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儒生只会利用文章扰乱法纪，呈口舌狡辨颠倒是非之能，从而使主上蒙蔽对他们礼遇有加，这是国家动乱的根本！在慈禧太后和众多权臣眼中，康有为等就是社会的＂蠹虫＂，至于袁世凯在事件当中的立场和扮演的角色，显示了他的智慧与缜密的心思，作出了正确的抉择，这符合当时的环境和他的处世原则，袁也因此获得了荣禄＂我的人＂般的信任。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梁分别受到外国势力的保护，多国分别致函清廷，逼迫慈禧太后还政于思想开放、勇于改革的光绪，本来老人家对于光绪想发动兵变囚禁自己的事情还耿耿于怀，现在洋人又来指手划脚，干预清朝内政，慈禧太后多年被欺辱的恶气终于迸发成一团怒火：洋鬼子实在可恶，太欺我，此仇非报不可！于是，老人家利用义和团这个半妖半神，传说中刀枪不入的一班乌合之众，同时向列强宣战！光一个日本都搞不掂，八国同时对清作战，结果可想而知，后果很严重。就在慈禧太后利用义和团对付洋人的紧要关头，两广总督李鸿、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山东巡抚袁世凯等地方首领却背着中央与列强驻上海领事议和，达成了《东南互保章程》，此举表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真的已到了名存实亡的地步，而袁世凯则在剿或抚义和团及是否勤王或者和洋的斗争旋涡中，再一次展示了他的腾挪术，为求保存刚刚积攒起来的资本－新建陆军，不去作无谓的牺牲品，采取欺上瞒下，战后雪中送炭的手法，既保存了实力，又获得了慈禧太后＂千里护驾忠臣＂的美称！真可谓一举两得，就在两宫回銮之日，袁世凯一举登上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个大清国第一疆吏的宝座，名利双收！

其后的袁世凯，，在1901－1907年间，全面推进新政改革，身体力行，联络地方疆吏刘坤一、张之洞等，积极为新政出谋献策，努力挽救摇摇欲坠的大清。编练新军、创建北洋六镇；开办军事学堂；创建直隶巡警；兴办北洋实业；推广新式教育等，无一不是袁世凯主政下的杰作。欲壑难填，当袁世凯积极推动立宪，力主推行责任内阁，再想进一步获得更大权力的时候，无疑触动最高皇权的神经，改革建议不获接纳，袁的权力被剥去大半，而最令其心疼的，莫过于剥夺了他对军队的领导权，对此，他决定妥协退却，毕竟实力未到，韬光养晦未必不是好事，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退一步海阔天空！

20世纪初的中国，处在激烈动荡、新旧文明尖锐对立斗争的氛围中，没落的清廷失去了它的功能自身调节能力，政治结构无法在急剧变化的社会中，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过度，从而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政治期望（过去如此，今天依然）。一方面，孙中山的民主革命喊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另一方面，以张謇为代表的地方绅士们强烈要求立宪；加上1907年清政府实施集权于中央的官制改革，无疑失去了那些过去一直与它分庭抗礼但同时毕竞又对它起支撑作用的最具实力派的总督们的支持。这边是不断上升的政治变革期望，那边是传统政治结构更加衰弱、腐败的现实，两者相互冲突、搏奕的结果，只会对清廷政府的＂合法性＂存在形成更大挑战，而1911年武昌首义后，各省纷纷响应＂独立＂，其基本原因亦于此。

其次，权力断层现象日益严重，庚子赔款事件发后不久，伴随着各重臣李鸿章（1901年去世）、刘坤一（1902年去世）、荣禄（1903年去世）、王文韶（1908年去世）、光绪皇帝（1908年去世）、慈禧太后（1908年去世）、张之洞（1909年去世）等的离去，汉族士绅上层和满族官僚长期以来建立起来的相关密切的合作关系亦不复存在，多年来，这些汉族士绅们深得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的充分信任，忠心耿耿，鞠躬尽瘁，数十年来一直是与满族统治者联盟关系的重要纽带。而更重要的是慈禧太后这位统治大清帝国近半个世纪的女强人的离世，彻底动摇了清朝权力结构的根基，加上在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去世后，治世能臣袁世凯被罢黜，也剥夺了他最后感恩的机会。

第三，民族主义的盛行与满汉民族矛盾空前暴露，清王朝这个由满清贵族建立的专制皇朝，长期以来在被统治的汉族人心目中具有强烈的不信任感，＂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惨剧阴影，一直挥之不去，导致清王朝在汉人心中的合法性远比汉族王朝脆弱。也就是说，当政通人和、天下太平时，这种现状还可维持下去，而一旦统治民族在应对外来压迫方面出现过失，导致国家屈辱的割地赔款，此种错误与失败，自然无法获得被统治民族的容忍和谅解，正如人们对生母的过失较容易容忍，而对后母所犯的同样过失则较难容忍一样，因为后者行为的动机较前者更会引起怀疑。而恰在晚清，一系列丧权辱国之事频频发生，清廷的无能已致被统治的汉民族无法相信＂非我族类＂的满清如何维糸国体，＂排满＂情绪风靡全国！

最后，皇族亲贵们内部的权力斗争，慈禧太后未死时，各皇族亲贵还算表面和谐，一俟老人家死去，各种斗争和矛盾突显，攝政王载沣根本没有能力平衡各皇亲贵族，这个平时过惯了安逸生活的王爷毫无政治野心和必要的自信，在解除了袁世凯的一切权力令其回家＂养病＂后，清廷再无防止这座大厦坍塌的股肱之臣。

在1909年1月至1912年2月的时间里，袁世凯回到家乡项城农村赋闲在家，放马南山。但你要认为袁从此以后退出政坛，远离这个是非之地那就大错特错了，袁的志向并不仅北洋大臣一职，他在养德蛰伏，一直等待时局的变化，以便东山再起。就在清政府日益衰落、深䧟灭亡边缘之际，袁世凯的个人威望不跌反升，中央和地方都明白，无论是在行政、军事、经济、外交、教育等领域，各重要部门主管大臣，均为实力雄厚的北洋集团把控，唯袁氏马首是瞻！纵然袁世凯远在山野，仍可遥控左右政局。

武昌起义的枪声，成为压跨清王朝最后的一根稻草，也唤起了袁世凯的勃勃野心，在一片乱局中，他看到了希望，清政府近乎哀求请他出兵平叛的愿望已唤不起他早年忠君爱国的初念，那些令他感恩戴德，在他仕途上给予无尽帮助的人早已远去，如今他想的是怎样在革命党、立宪派、清政府之间左右缝源，在赚取得足够的资本后再收拾残局。强人袁世凯再一次显示了他过人一面，通过逼宫、威胁、怀柔、笼络、分化等一系列手段，讨价还价，左右开弓，东打西压，将各方势力玩弄于掌股之间，终于达成一致：1912年2月12日，清帝颁布逊位诏书，统治了中国268年的清王朝正式结束，袁世凯逼宫成功；2月13日，袁世凯声明赞成共和，孙中山向南京临时参议院提出辞呈；2月15日，临时参议院一致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再后来是正式大总统，终身大总统。常言道，乱世出英雄，袁世凯就是在清末民初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里，凭着自己的努力和过人的能力，纵横捭阖，披荆斩棘，为自己赢得了崇高的地位，也成就了人生事业的高峰！

有人说，是袁世凯窃取了革命胜利的果实，民国建立以后，总统怎么不是孙中山，事实果真如此？历史的真实是，武昌起义爆发后，国人一致翘首以盼的人是袁世凯而非孙中山。因为当时的客观情况是，各省纷纷独立，国家四分五裂，政治无序，假如要维持国家统一，早日结束内战，达到国内各方政治势力的平衡，必须要有一个能为各方所接受，同时又强有力的具有全局影响力的铁腕人物。而袁世凯正是被各方视为既可迫使清帝退位，又能保持国家统一，并且免于死强干涉的唯一合适人选。而孙中山呢，武昌起义爆发时，他还在国外无所作为，无论是国内的政绩、各方势力的认同感、列强的支持、社会的威望等都无法望袁世凯项背，连他自己辞呈临时大总统推举袁出任也是心悦诚服！再加上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领导的革命党内部本身也矛盾重重，意见不统一，众多党员对革命的坚定性和目标方向不明确。孙中山要赖在临时大总统这个位置上，实在是德不配位！所以，当南京的临时参议院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时，满场一致，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这在世界历史上，也只有华盛顿有此礼遇，可见袁世凯在当时被寄予厚望！

袁世凯的人生要到此为止，也算是不世的英雄，共和国的奠基人，深受后人鼎礼膜拜，最起码其历史评价要比王莽、曹操、刘裕等要强。看看他的政绩：创建中国现代化陆军；最早开办中国现代化军事学校；创办中国现代警察；开创的北洋实业在我国早期工业现代化具有重要的作用；在天津开创中国最早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地方自治；积极推动中国早期立宪运动；顺应历史潮流，通过逼宫手段，结束清王朝268年的统治，走向民国。任何人完成其中一项，已足以彪炳青史，何况如此多的大事。袁的功绩，与其前任曾国藩及李鸿章相比，无论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建树均超越前人，如果仅仅因为袁世凯一时头脑发热，听信了一些别有用心的、无视时代潮流的、不知大局的宵小们的佞言，在他的晚年，复辟帝制，铸下大错，一失足成千古恨，千夫所指，进而抹杀他的靖国伟业，亘古之功，是否有失公允！

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曾感叹：袁公之不幸，是他无做皇帝之实，却背了个做皇帝之名。回顾历史，我们不仅要总结袁世凯成功的人生，更要看到其败亡留给我们的惨痛教训。人生，什么时候该进退，俗世凡夫，固然不求做到圣人之三不朽，但求无愧善终不留遗憾也是不错的选择！而袁世凯，这个被唐德刚先生形容为＂中国近代数一数二的治世能臣，民国史上的开卷英雄，比老狐狸更老狐狸的老狐狸＂，如此聪明之人为什么要多走那一步臭棋，进而导致一子错，满盘皆落索！今吾人惜之、怜之、痛之、骂之皆有，沉重而抑郁！

袁世凯最早任临时大总统的时候，客观讲应该没想过称帝，在他的心目中，大总统的地位和权力与皇帝没有太大区别。但是，经过两年国会政治和政党政治的折磨，处处受到制肘，权力无所发挥，他才恍然大悟：总统与皇帝不是那回事！这个总统当得一点味道没有，还不如当初在前清做巡抚、都督时，可以凭自己的权力范围独立特行，春风快意，而更令袁世凯相信的是，帝制和共和只是概念不同的两种制度，没所谓优劣，帝制更适合中国的国情和自己的个性，更能满足他的虚荣心，从此，去共和存帝制的家天下思想在他心底悄悄萌动，当然他也不致于贸然出手，非要做皇帝。有道是：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袁世凯有了这个念头，身边还有一个想做皇帝的败家儿子袁克定，以及一帮以杨度为首的醉心于名利，无德少才的无耻之徒，就更容易步入歧途，这帮吹鼓手专门设计出众多有利于袁称帝的假像，致其收集到的信息全是错误，遂令袁世凯逐渐掉进䧟阱不能自拔，一步一步地被袁克定推下粪坑。再加上列强：意在促中国分崩离析，永陷贫弱落后之境地，以附合其瓜分中国之利益！拼命敲响边鼓促袁称帝，等到袁真的上当后中国䧟于混乱时又齐齐警告打压，弄得袁疲于奔命，首尾难顾。还有一点，袁世凯非常迷信风水、八字，早年有人帮他批过八字，说他＂贵不可言＂，还说他家的祖坟，风水极好，属帝王之格。袁世凯晚年常常唠叨：我袁家几代男丁，都没活过60岁，我现在50多了。显然，越到人生临界点的他越觉得，自己要用皇帝这个＂天命＂压过＂俗命＂，试图躲过一劫。

历史的倒车开不得，后人常耻笑袁世凯称帝，恶意丑化其一边做着黄梁美梦，一边与日本人达成的卖国求荣＂二十一条约定＂，历史证明袁公并无此举，资深外交家顾维钧先生如此评实＂袁世凯坚强，有魄力，谁一见他就会觉得他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天生领袖人物，是个老练的政治家，他不仅深知中国贫弱，也对日本的扩张政策高度警惕，他是一个爱国者＂！而可怜的袁世凯，因为一念之差，承受着来自四面八方铺天盖地的谩骂与指责，在悲风凄雨、忧愤交加中渡过他最后的83天，王朝如此快速短命，正应了那一句话：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归根到底是：袁氏称帝不符合＂道＂，亦即天意和民意。首先，20世纪初，世界政治格局已步入民主共和、君主立宪、虚君立宪的快车道，而袁仍固守帝制，开历史倒车，说明袁的思想境界格局不高，缺乏世界眼光，这与他从来未在西欧、美、日等国家生活学习有关，无法第一手掌握世界发展大势；其次，他赖以起家的北洋集团，均以利益为纽带，长期以来，以袁氏为代表的北洋集团，显示出投机性、趋利性、私恩性、拜力性、帮派性特点，均缺乏胸怀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情怀，缺乏团队文化的深厚，虽也有突出政绩，但过多追求功利的狭隘意识始终困绕其中，所谓＂以势利交者，终以势利而败＂，一旦利尽，集团作鸟兽散，更多的是内耗和背叛，哪有忠诚二字可言；第三，袁当局者迷，作为旁观者、一生的依重之臣及挚友，徐世昌的苦劝并没有使袁清醒，反而在帝制的道路上越䧟越深。

袁世凯，百年来充满争议的人物，但就其一生所做之前述成就，任何一项，无不为近代国家的振兴和富强写下浓重的一笔，凭其杰出的政治手腕，纵横捭阖、刚断英特，本可比肩华盛顿，在结束清皇朝的一刻，顺天意，察民心，建立万世颂扬之民主共和体制。然晚年老眼昏花，为利所趋，复辟帝制，与时代进步相悖，终致身败名裂，留下骂名一片。袁之卓绝，与其前任李鸿章，均不愧近代曹操－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概括其一生：少年－爱国英雄；中年－治世能臣；晚年－误国奸雄！评价：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

历史上，汪精卫当年刺杀满清重臣时曾慷慨赋诗：“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不料晚年堕落成被人唾弃的汉奸。袁世凯的晩年，多走的那一步－称帝，一生名声功业，全部付诸东流，成为永远抬不起头、遭人唾骂的一代国贼，其遭遇，不禁让人想起那首著名的翻案诗，“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袁世凯，千秋功罪，付与后人评判。